此类悲观情绪的根源在于，美国的社会契约(也就是支持美国人追求经济和个人目标的政策和制度)未能跟上过去20年间的迅猛变化。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冷战的终结释放了大量人力资本；商品和服务贸易充分全球化；医学成果延长了预期寿命；自1974年以来，高等教育的回报增加了100%；传统的核心家庭日益减少。政府当年制订的旨在帮助美国人应对经济形势的计划只适用于停滞且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当时，高等教育受到重视但并未普及，退休后的寿命短得多，双亲单收入家庭占绝大多数。

         换言之，当今的社会契约就像撰写该契约时使用的打字机一样过时了。因此，美国人感到不安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让社会契约跟上21世纪的发展，美国需要大胆制订符合以下标准的政策：

        ●灵活性。二战期间，由于政府实行工资控制，雇主开始提供医疗保险以争夺工人。由此，雇主作为保险和养老金项目的支撑成为了社会契约的支柱。不过，这种体制并不适合现代的就业市场。政府的政策应该注重个人，可以建立一种远为更加富有成效和人情味的社会福利制度。

        ●有利于家庭。简易可行的手段之一是投资于早期儿童教育，甚至也可以考虑采取更彻底的措施，比如为需要抚养子女的父母免除一部分社会保障和工资税负担。

        ●前瞻性。决策者往往一味奖励业已完成的工作，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但这种做法却无助于鼓励造福社会或提高自身效率的未来行为，新的社会契约应考虑到长远效果。

        ●财政上的可持续性。无论谁担任总统，都将面临巨额赤字和债务，必须调整财政方面的优先重点，采取措施控制浪费。